书中出现的人物（2）
于学忠将军祖籍山东蓬莱，出生于1890年。少时就读于黄县崇实中学。后随父亲在军营中生活（父亲于文孚是淮军宋庆部下）。
191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徐永昌第二名）毕业于北洋武卫左军（即毅军）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
1908年考入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
1911年又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在毅军中历任排长、连长，
1912年随毅军进驻热河，1914年任林西镇守使署副官长，是年6月授中校衔。
1917年调任直系吴佩孚部陆军第十八混成旅炮兵营长（旅长赵荣华系于学忠表兄），驻襄阳（起初，林西镇守使米振标不同意放行，后经毅军统帅姜桂题出面，他才于1918年8月正式上任）。
1920年夏，直皖战争爆发，于随赵荣华参加对皖系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的作战。1921年秋，川军熊克武、刘湘号称援鄂，大举向湖北进攻。当时卢金山、赵荣华准备弃守宜昌，但于学忠建议固守，后得到吴佩孚的支持，守军最终击退了川军。自此，他为吴佩孚所赏识。宜昌之战结束后，他升任第十八混成旅步兵第二团团长。
1922年7月，四川爆发拥护孙中山的熊克武与拥护曹锟的杨森、刘湘两军之战。年底，他受命参加了援川之役。
1923年9月，他被授予陆军少将衔。这年冬，赵荣华因指挥不力，吴佩孚遂令于学忠接任第十八混成旅旅长。
1925年10月，第十八混成旅扩编为十四省联军第二十六师，他任师长（司令部设于施南）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他被吴佩孚任命为长江上游副司令。
1926年冬，他升任联军第九军军长兼荆襄边防总司令。
1927年6月，在北伐军打击下，所部已不服从其命令的情况下，于下野返回蓬莱故里，所部被冯玉祥收编【1】。后转投奉系张作霖，历任镇威军第二十军军长、东北边防公署军事参议官、滦州警备司令。
1928年后历任东北军第一军军长、天津卫戍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51军军长、甘肃省政府主席、江苏绥靖主任。“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津浦路南段战役、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并多次与八路军合作抗日。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鲁苏游击战区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建国后，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
于学忠为东北军核心将领之一，为少帅张学良之左膀右臂。
于珍（1887-1959年），字济川，铁岭县罗家房身村人，1906年6月被清政府选送去日本留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八期学习，1911年5月毕业归国。尔后，他曾历任奉天督军署参谋、奉天全省警务处视察长、东三省特别警察总监理处副处长等职，1914年任奉天陆军补习学堂监督，旋改任洮辽镇守使副官，后任陆军第二十九师参谋长，黑龙江督军署参谋长。
于珍的前半生是同杨宇霆分不开的。1918年3月12日，张作霖在杨宇霆的怂恿下，为了向关内发展势力，组织了支持皖系段棋瑞的“援湘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杨宇霆的同学、原北洋政府陆军次长徐树铮任副司令，杨宇霆任参谋长。奉军入关进驻军粮城，但不久直军吴佩孚在攻占衡阳后，班师停战，“授湘之战“遂终止。同年秋，杨宇霆在同学徐树铮的鼓动和拉拢下，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在一起合谋利用奉军的名义，冒领了陆军部给的军款370万元，招编4个旅的新兵。杨宇霆任命其亲信、奉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于珍、丁超（奉天军械厂长）和皖系军官宋子扬、褚其祥为旅长，在洛阳和信阳两地训练。此事被奉军第五十三旅旅长张景惠密报奉天，张作霖下令免去徐树铮奉军副司令职务，并以“勾结外援、内树党羽“之名，将杨宇霆撤职，而丁超、于珍等人也被免职。1921年初，张作霖复又起用杨宇霆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
奉军在其发展过程中，奉军军官逐渐分为两大派系。日本士官派以杨宇霆为首，于珍为该派骨干分子，还有姜登选、韩麟春等人，他们均为杨宇霆同学；陆大派以郭松龄为首，大多为陆军大学和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他们有张学良的暗中支持。
于珍为人耿直，办事认真，被人称之为“老蒙古“。他在担任奉军省警务处长兼全省保甲总公所总办时，曾因黑龙省督军吴俊升部下的汽车撞死了其部下的警察不管一事状告到张作霖处，要求与吴俊升当堂对质。吴俊升素知于珍的秉性，只好为被撞死的警察家属拿出抚恤金1万元了案。于珍此后相继担任过镇威军第八军副军长，第三方面军后方留守司令，东北陆军第十师师长、第六师师长、第十军军长兼第八师师长、北平卫戍司令等职。
1925年秋，奉军将同冯玉祥的西北军作战，成立了冠以镇威军名称的六个方面军。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军团长。上将军公署还以张作霖的名义发表于珍为第三方面军副军团长。张学良虽然接受了此项任命，于珍却始终未到职。由于是士官派的中坚人物，于珍深知自己从未同张学良所属部队发生关系，而被任命为副军团长，纯是杨宇霆从派系出发插手张学良军队的决定。但这件事却成为士官派与陆大派的一道裂痕，因为第三方面军设副职理应由郭松龄担任，同时也加深了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的矛盾。
于珍曾先后参加两次直奉战争。1925年11月，奉系张作霖与冯玉祥军作战期间，驻守滦州的郭松龄暗中同冯玉祥联络，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率兵攻打张作霖，出关回师沈阳，一直攻到距离沈阳30公里的巨流河附近。据说，当时在张作霖身边的只有杨宇霆、于珍、韩麟春、王树常、于国翰、郑谦等人。后因日本军队的干预，郭松龄在12月23日的巨流河决战中兵败被杀。
1926年3月间，张作霖以讨伐郭军残部为名，动员奉军进关攻打冯玉祥军，进占丁北京。1926年冬，奉系军阀张作霖将所属奉军及北方势力范围内的军队改称安国军，与国民党政府对抗。1927年春，安国军第三、四方面军进攻河南。在渡黄河时，总部突然下令调最后面由于珍率领的第十军到最前面。这是在杨宇霆主张下将于珍部序列位置提前，以便使于珍可以先行抢占河南地盘。当时担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的常荫槐竭力支持杨宇霆的士官派，对于珍部第十军渡黄河所需运兵车辆调拨迅速，数量充足；而对非士官派的赵恩臻部第十一军，则调动迟缓，而且数量不足。于珍占领开封后，并未周密布置部队防御，轻敌麻痹，而是忙于同地方绅商应酬，做接任督军的准备，结果被直系地方军阀靳云鹗部队及土著军队如毅军的米振标部等袭击，第十军不战而溃。于珍因此被撤职，由王树常接替，于珍旋改任京绥方面检阅使。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因与蒋介石在关内作战失败，乘专利返奉时，在沈阳皇姑屯东站三洞桥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于同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正式“易帜“，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将骄横跋扈、屡次干政的杨宇霆处死，于珍亦被削去兵权，被委任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高级参议，后曾任东北垦殖组委会主任。
杨宇霆被张学良处死后，杨家财产被杨生前的亲信李景明、王子明私吞。于珍据实向张学良汇报，张学良令于珍、陈兴亚、威士毅等人组成清理委员会，为杨宇霆清算财产。于珍认为有李景明、王子明在，无法清理。张学良命令于珍：“先把他俩逮捕看押，然后清理“。于珍答道：“我没法抓他们，因为我没有捕人权“。张学良当下写手令，让宪兵司令陈兴亚去抓押李、王二人。后经于珍等人清查，杨家财产总值达100多万银元，虽被王子明东抿西抹，尚余60万元；李景明也被迫交出杨家的房产执照，由张学良将这些财产一并归还杨家。
铁岭是于珍的家乡，他曾为家乡龙首山古迹的维修解囊捐资。1928年秋，铁岭龙首山共和俱乐部筹款重修三清观塔，于珍为之捐款现大洋100元，其名列于（重修铁岭龙首山三清观塔记）的碑阴，至今仍存于慈清寺西配殿大门北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论陷。广大爱国军民奋起抗日组成东北义勇军打击日本侵略者，于珍和为数不少的原东北军军官在困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投身于抗日活动。于珍曾被日本宪兵绑架到日军兵营，目睹了中国官兵惨遭杀害的情景。被释放回家后不久，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和日本宪兵队长三谷清来访，请于珍出来帮助维持治安。于珍不愿作民旅败类与国家和历史的罪人，以日本军部已经扶植（汉奸）组成两个维持会了，另起炉灶、作用不大为托辞，摆脱了日本侵略者的摆布与纠缠。敌伪方面认为于珍不是张学良最得意的人物，而且曾与杨宇霆关系密切，因而对其采取暗中监控、慢慢拉拢的办法。当时，伪满奉天省警务厅厅长三谷清就住在于家隔壁，监视其活动。
于珍不但拒绝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当汉奸，而且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于珍有着强烈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十分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其家成为抗日者的避难处，多次掩护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特派员黄宇宙，使黄宇宙在联系唐聚五抗日武装、促成临时辽宁省政府建立的过程中顺利地完成了使命。
于珍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另一大贡献是营救抗日义勇军第五军区司令高荫周。当时，高荫周率领部队在通辽设立蒙边宣抚专员公署，其部队活动在通辽、白城子一带，曾一度攻占康平、法库等地，壮大了蒙汉人民的抗日声势，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反动统治。1932年11月21日，辽北蒙边抗日宣抚公署专员、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五军区司令高荫周在康平县城与日本侵略军血战5天后，被迫向开鲁方向撤退。当晚，高在康平东南约二十里左右的孔空家窝棚被敌人包围俘虏。高荫周被俘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后援会千方百计营救，派徐春圃伪装成高荫周的妹妹，带着朱庆澜将军的命令和携款前往沈阳救高。于珍痛快地答应了救国会让他营救高荫周的请求，于1934年亲自去找他的旧部下、时任伪奉天省省长臧士毅保释高荫同。高荫周在于珍、臧士毅的保释下出狱，不久移驻天津。
1937年“七七“事变后，于珍搬迁到北平闲居，1946年任国民党东北行营中将参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珍任辽宁省政协委员、常委，1956年以特邀委员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会议。1956年8月，于珍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辽宁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959年秋，于珍患脑溢血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何世礼是张学良保镖中一个特殊的人，他是欧亚混血儿，有着显赫的家世。父亲何东爵士是当年香港首富，曾资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与康有为、张作霖、蒋介石都是好朋友。何氏家族至今在港澳地区仍有很重要的地位，著名的“澳门赌王”何鸿燊就是何东胞弟何福的孙子，功夫巨星李小龙则是何东兄长的外孙。
【转自铁血社区/】
何世礼是何东的第三子，1906年出生在香港。按照当时港英当局的规定，年满十八岁的成年人可以自主选择申报国籍。何世礼成人时表示愿意加入中国籍，为此港英当局很是惊诧，特意找何东爵士做工作。何东支持儿子的举动，举出英国首相包尔温是保守党而其儿子加入工党的例子反驳，弄得说客哑口无言。
何世礼虽生在富商家庭，却没有受到娇生惯养。1926年，立志从军的何世礼进入英国乌烈芝皇家军事学院就读。1926年带着新婚太太洪奇芬到法国，进入方丁布鲁军事学校学习“战略及战术课程”。毕业回国时，恰逢皇姑屯事件发生，张学良子承父业执掌兵权。何东和张作霖是好友，有意让儿子经受军事历练，遂让他到东北辅佐张学良。
何世礼投奔东北军时，张学良担心他不习惯北方的生活习惯，劝他说:“东北冬季酷寒，非南方人所能承受，且军中生活食必高粱寝则土炕，不是富贵人家子弟能承受的，望慎重考虑。”何世礼表示不怕吃苦。于是，张学良留下何世礼担任上尉副官。
当时，在张学良身边聚集着“四大公子”，即前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曹汝霖之子曹璞、前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钤之子朱海北、何东之子何世礼和奉系军阀吴俊升之子吴泰勋。“四大公子”不约而同地到东北军里“镀金”，张学良不愿委屈几个哥们，就把他们都安排到身边做了副官。遇到重大庆典活动，张学良出门时的车队最少要有五辆车，分别坐着他本人和“四大公子”。曹璞等三人经常偷懒，指派替身代替其参加检阅等活动，唯独何世礼不找替身，甘愿做张学良名符其实的保镖。
张学良见何世礼是位有志青年，对他十分重视，不久就派他到东北军的精锐——步兵第七旅担任平射炮连上尉连长。在军营中，何世礼丝毫没有贵公子的架子，与普通士兵同样泥里滚、土里爬，颇得上下好评。1931年4月，张学良坐镇北平，何世礼又被张学良调到身边任少校参谋。“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夜，何世礼就在张学良身边。1933年初，张学良保送何世礼入美国参谋大学深造，毕业后又回到东北军中任通信大队上校大队长。全面抗战中，何世礼作为抗日名将参加了多次战役，在开封战役中还亲自操炮轰击敌阵，受到最高司令部的嘉奖。
何世礼特殊的海外背景，令蒋介石很感兴趣。到台湾后，蒋介石希望何世礼斡旋中美关系，做一个“外交将军”。何世礼以释放张学良为条件，蒋没有答应，何世礼也就没接蒋介石的差事。1959年，何世礼以陆军二级上将的身份退役，移居香港经营家族产业，任香港《工商日报》董事长。1964年7月，张学良和赵四在台北补行婚礼时，何世礼是到场的十几位客人之一。1992年，何世礼积极推动恢复自由的张学良返回大陆，张学良准备利用受邀到香港参加何世礼孙子婚礼之机取道回大陆，不料，何世礼夫人突发急病去世，孙子的婚事改在加拿大举行，张学良的行程只好作罢。1996年6月，90岁高龄的何世礼飞赴美国为张学良祝寿。1998年，92岁的何世礼病逝，人们评价他是“香港豪门走出的张学良爱将”。
李宜春，字润轩，辽宁沈阳人。1915年与张学良、周大文、胡若愚、高胜岳等结拜为兄弟。1919年，与张学良、高胜岳一同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学习，李与张学炮兵科，高胜岳学步兵科，1920年毕业后曾任第8混成旅第一团一营二连连长，1922年6月，升为该旅第一团团副，军衔为炮兵中校。
1922年10月，张作霖为发展军事在北大营成立修械司，制造迫击炮，聘用英国人沙敦为负责人，李宜春协助。1926年6月，张作霖将修械司改成奉天迫击炮厂（中国近代唯一专业制造迫击炮的工厂），任命李宜春为少将厂长，生产迫击炮和炮弹。
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李宜春向张学良提出制造载重汽车、“化兵为工”的建议，得到张的赞赏和支持。李宜春在迫击炮厂附设民生工厂，负责载重汽车的研发和生产。经过了两年多不懈努力，1931年5月31日，国产第一辆汽车——“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终于问世。为了庆祝第一辆国产汽车的问世，辽宁迫击炮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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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徐永昌第二名）毕业于北洋武卫左军（即毅军）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
1908年考入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
1911年又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在毅军中历任排长、连长，
1912年随毅军进驻热河，1914年任林西镇守使署副官长，是年6月授中校衔。
1917年调任直系吴佩孚部陆军第十八混成旅炮兵营长（旅长赵荣华系于学忠表兄），驻襄阳（起初，林西镇守使米振标不同意放行，后经毅军统帅姜桂题出面，他才于1918年8月正式上任）。
1920年夏，直皖战争爆发，于随赵荣华参加对皖系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的作战。1921年秋，川军熊克武、刘湘号称援鄂，大举向湖北进攻。当时卢金山、赵荣华准备弃守宜昌，但于学忠建议固守，后得到吴佩孚的支持，守军最终击退了川军。自此，他为吴佩孚所赏识。宜昌之战结束后，他升任第十八混成旅步兵第二团团长。
1922年7月，四川爆发拥护孙中山的熊克武与拥护曹锟的杨森、刘湘两军之战。年底，他受命参加了援川之役。
1923年9月，他被授予陆军少将衔。这年冬，赵荣华因指挥不力，吴佩孚遂令于学忠接任第十八混成旅旅长。
1925年10月，第十八混成旅扩编为十四省联军第二十六师，他任师长（司令部设于施南）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他被吴佩孚任命为长江上游副司令。
1926年冬，他升任联军第九军军长兼荆襄边防总司令。
1927年6月，在北伐军打击下，所部已不服从其命令的情况下，于下野返回蓬莱故里，所部被冯玉祥收编【1】。后转投奉系张作霖，历任镇威军第二十军军长、东北边防公署军事参议官、滦州警备司令。
1928年后历任东北军第一军军长、天津卫戍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51军军长、甘肃省政府主席、江苏绥靖主任。“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津浦路南段战役、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并多次与八路军合作抗日。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鲁苏游击战区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建国后，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
于学忠为东北军核心将领之一，为少帅张学良之左膀右臂。
于珍（1887-1959年），字济川，铁岭县罗家房身村人，1906年6月被清政府选送去日本留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八期学习，1911年5月毕业归国。尔后，他曾历任奉天督军署参谋、奉天全省警务处视察长、东三省特别警察总监理处副处长等职，1914年任奉天陆军补习学堂监督，旋改任洮辽镇守使副官，后任陆军第二十九师参谋长，黑龙江督军署参谋长。
于珍的前半生是同杨宇霆分不开的。1918年3月12日，张作霖在杨宇霆的怂恿下，为了向关内发展势力，组织了支持皖系段棋瑞的“援湘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杨宇霆的同学、原北洋政府陆军次长徐树铮任副司令，杨宇霆任参谋长。奉军入关进驻军粮城，但不久直军吴佩孚在攻占衡阳后，班师停战，“授湘之战“遂终止。同年秋，杨宇霆在同学徐树铮的鼓动和拉拢下，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在一起合谋利用奉军的名义，冒领了陆军部给的军款370万元，招编4个旅的新兵。杨宇霆任命其亲信、奉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于珍、丁超（奉天军械厂长）和皖系军官宋子扬、褚其祥为旅长，在洛阳和信阳两地训练。此事被奉军第五十三旅旅长张景惠密报奉天，张作霖下令免去徐树铮奉军副司令职务，并以“勾结外援、内树党羽“之名，将杨宇霆撤职，而丁超、于珍等人也被免职。1921年初，张作霖复又起用杨宇霆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
奉军在其发展过程中，奉军军官逐渐分为两大派系。日本士官派以杨宇霆为首，于珍为该派骨干分子，还有姜登选、韩麟春等人，他们均为杨宇霆同学；陆大派以郭松龄为首，大多为陆军大学和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他们有张学良的暗中支持。
于珍为人耿直，办事认真，被人称之为“老蒙古“。他在担任奉军省警务处长兼全省保甲总公所总办时，曾因黑龙省督军吴俊升部下的汽车撞死了其部下的警察不管一事状告到张作霖处，要求与吴俊升当堂对质。吴俊升素知于珍的秉性，只好为被撞死的警察家属拿出抚恤金1万元了案。于珍此后相继担任过镇威军第八军副军长，第三方面军后方留守司令，东北陆军第十师师长、第六师师长、第十军军长兼第八师师长、北平卫戍司令等职。
1925年秋，奉军将同冯玉祥的西北军作战，成立了冠以镇威军名称的六个方面军。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军团长。上将军公署还以张作霖的名义发表于珍为第三方面军副军团长。张学良虽然接受了此项任命，于珍却始终未到职。由于是士官派的中坚人物，于珍深知自己从未同张学良所属部队发生关系，而被任命为副军团长，纯是杨宇霆从派系出发插手张学良军队的决定。但这件事却成为士官派与陆大派的一道裂痕，因为第三方面军设副职理应由郭松龄担任，同时也加深了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的矛盾。
于珍曾先后参加两次直奉战争。1925年11月，奉系张作霖与冯玉祥军作战期间，驻守滦州的郭松龄暗中同冯玉祥联络，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率兵攻打张作霖，出关回师沈阳，一直攻到距离沈阳30公里的巨流河附近。据说，当时在张作霖身边的只有杨宇霆、于珍、韩麟春、王树常、于国翰、郑谦等人。后因日本军队的干预，郭松龄在12月23日的巨流河决战中兵败被杀。
1926年3月间，张作霖以讨伐郭军残部为名，动员奉军进关攻打冯玉祥军，进占丁北京。1926年冬，奉系军阀张作霖将所属奉军及北方势力范围内的军队改称安国军，与国民党政府对抗。1927年春，安国军第三、四方面军进攻河南。在渡黄河时，总部突然下令调最后面由于珍率领的第十军到最前面。这是在杨宇霆主张下将于珍部序列位置提前，以便使于珍可以先行抢占河南地盘。当时担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的常荫槐竭力支持杨宇霆的士官派，对于珍部第十军渡黄河所需运兵车辆调拨迅速，数量充足；而对非士官派的赵恩臻部第十一军，则调动迟缓，而且数量不足。于珍占领开封后，并未周密布置部队防御，轻敌麻痹，而是忙于同地方绅商应酬，做接任督军的准备，结果被直系地方军阀靳云鹗部队及土著军队如毅军的米振标部等袭击，第十军不战而溃。于珍因此被撤职，由王树常接替，于珍旋改任京绥方面检阅使。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因与蒋介石在关内作战失败，乘专利返奉时，在沈阳皇姑屯东站三洞桥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于同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正式“易帜“，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将骄横跋扈、屡次干政的杨宇霆处死，于珍亦被削去兵权，被委任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高级参议，后曾任东北垦殖组委会主任。
杨宇霆被张学良处死后，杨家财产被杨生前的亲信李景明、王子明私吞。于珍据实向张学良汇报，张学良令于珍、陈兴亚、威士毅等人组成清理委员会，为杨宇霆清算财产。于珍认为有李景明、王子明在，无法清理。张学良命令于珍：“先把他俩逮捕看押，然后清理“。于珍答道：“我没法抓他们，因为我没有捕人权“。张学良当下写手令，让宪兵司令陈兴亚去抓押李、王二人。后经于珍等人清查，杨家财产总值达100多万银元，虽被王子明东抿西抹，尚余60万元；李景明也被迫交出杨家的房产执照，由张学良将这些财产一并归还杨家。
铁岭是于珍的家乡，他曾为家乡龙首山古迹的维修解囊捐资。1928年秋，铁岭龙首山共和俱乐部筹款重修三清观塔，于珍为之捐款现大洋100元，其名列于（重修铁岭龙首山三清观塔记）的碑阴，至今仍存于慈清寺西配殿大门北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论陷。广大爱国军民奋起抗日组成东北义勇军打击日本侵略者，于珍和为数不少的原东北军军官在困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投身于抗日活动。于珍曾被日本宪兵绑架到日军兵营，目睹了中国官兵惨遭杀害的情景。被释放回家后不久，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和日本宪兵队长三谷清来访，请于珍出来帮助维持治安。于珍不愿作民旅败类与国家和历史的罪人，以日本军部已经扶植（汉奸）组成两个维持会了，另起炉灶、作用不大为托辞，摆脱了日本侵略者的摆布与纠缠。敌伪方面认为于珍不是张学良最得意的人物，而且曾与杨宇霆关系密切，因而对其采取暗中监控、慢慢拉拢的办法。当时，伪满奉天省警务厅厅长三谷清就住在于家隔壁，监视其活动。
于珍不但拒绝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当汉奸，而且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于珍有着强烈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十分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其家成为抗日者的避难处，多次掩护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特派员黄宇宙，使黄宇宙在联系唐聚五抗日武装、促成临时辽宁省政府建立的过程中顺利地完成了使命。
于珍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另一大贡献是营救抗日义勇军第五军区司令高荫周。当时，高荫周率领部队在通辽设立蒙边宣抚专员公署，其部队活动在通辽、白城子一带，曾一度攻占康平、法库等地，壮大了蒙汉人民的抗日声势，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反动统治。1932年11月21日，辽北蒙边抗日宣抚公署专员、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五军区司令高荫周在康平县城与日本侵略军血战5天后，被迫向开鲁方向撤退。当晚，高在康平东南约二十里左右的孔空家窝棚被敌人包围俘虏。高荫周被俘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后援会千方百计营救，派徐春圃伪装成高荫周的妹妹，带着朱庆澜将军的命令和携款前往沈阳救高。于珍痛快地答应了救国会让他营救高荫周的请求，于1934年亲自去找他的旧部下、时任伪奉天省省长臧士毅保释高荫同。高荫周在于珍、臧士毅的保释下出狱，不久移驻天津。
1937年“七七“事变后，于珍搬迁到北平闲居，1946年任国民党东北行营中将参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珍任辽宁省政协委员、常委，1956年以特邀委员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会议。1956年8月，于珍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辽宁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959年秋，于珍患脑溢血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何世礼是张学良保镖中一个特殊的人，他是欧亚混血儿，有着显赫的家世。父亲何东爵士是当年香港首富，曾资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与康有为、张作霖、蒋介石都是好朋友。何氏家族至今在港澳地区仍有很重要的地位，著名的“澳门赌王”何鸿燊就是何东胞弟何福的孙子，功夫巨星李小龙则是何东兄长的外孙。
【转自铁血社区/】
何世礼是何东的第三子，1906年出生在香港。按照当时港英当局的规定，年满十八岁的成年人可以自主选择申报国籍。何世礼成人时表示愿意加入中国籍，为此港英当局很是惊诧，特意找何东爵士做工作。何东支持儿子的举动，举出英国首相包尔温是保守党而其儿子加入工党的例子反驳，弄得说客哑口无言。
何世礼虽生在富商家庭，却没有受到娇生惯养。1926年，立志从军的何世礼进入英国乌烈芝皇家军事学院就读。1926年带着新婚太太洪奇芬到法国，进入方丁布鲁军事学校学习“战略及战术课程”。毕业回国时，恰逢皇姑屯事件发生，张学良子承父业执掌兵权。何东和张作霖是好友，有意让儿子经受军事历练，遂让他到东北辅佐张学良。
何世礼投奔东北军时，张学良担心他不习惯北方的生活习惯，劝他说:“东北冬季酷寒，非南方人所能承受，且军中生活食必高粱寝则土炕，不是富贵人家子弟能承受的，望慎重考虑。”何世礼表示不怕吃苦。于是，张学良留下何世礼担任上尉副官。
当时，在张学良身边聚集着“四大公子”，即前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曹汝霖之子曹璞、前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钤之子朱海北、何东之子何世礼和奉系军阀吴俊升之子吴泰勋。“四大公子”不约而同地到东北军里“镀金”，张学良不愿委屈几个哥们，就把他们都安排到身边做了副官。遇到重大庆典活动，张学良出门时的车队最少要有五辆车，分别坐着他本人和“四大公子”。曹璞等三人经常偷懒，指派替身代替其参加检阅等活动，唯独何世礼不找替身，甘愿做张学良名符其实的保镖。
张学良见何世礼是位有志青年，对他十分重视，不久就派他到东北军的精锐——步兵第七旅担任平射炮连上尉连长。在军营中，何世礼丝毫没有贵公子的架子，与普通士兵同样泥里滚、土里爬，颇得上下好评。1931年4月，张学良坐镇北平，何世礼又被张学良调到身边任少校参谋。“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夜，何世礼就在张学良身边。1933年初，张学良保送何世礼入美国参谋大学深造，毕业后又回到东北军中任通信大队上校大队长。全面抗战中，何世礼作为抗日名将参加了多次战役，在开封战役中还亲自操炮轰击敌阵，受到最高司令部的嘉奖。
何世礼特殊的海外背景，令蒋介石很感兴趣。到台湾后，蒋介石希望何世礼斡旋中美关系，做一个“外交将军”。何世礼以释放张学良为条件，蒋没有答应，何世礼也就没接蒋介石的差事。1959年，何世礼以陆军二级上将的身份退役，移居香港经营家族产业，任香港《工商日报》董事长。1964年7月，张学良和赵四在台北补行婚礼时，何世礼是到场的十几位客人之一。1992年，何世礼积极推动恢复自由的张学良返回大陆，张学良准备利用受邀到香港参加何世礼孙子婚礼之机取道回大陆，不料，何世礼夫人突发急病去世，孙子的婚事改在加拿大举行，张学良的行程只好作罢。1996年6月，90岁高龄的何世礼飞赴美国为张学良祝寿。1998年，92岁的何世礼病逝，人们评价他是“香港豪门走出的张学良爱将”。
李宜春，字润轩，辽宁沈阳人。1915年与张学良、周大文、胡若愚、高胜岳等结拜为兄弟。1919年，与张学良、高胜岳一同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学习，李与张学炮兵科，高胜岳学步兵科，1920年毕业后曾任第8混成旅第一团一营二连连长，1922年6月，升为该旅第一团团副，军衔为炮兵中校。
1922年10月，张作霖为发展军事在北大营成立修械司，制造迫击炮，聘用英国人沙敦为负责人，李宜春协助。1926年6月，张作霖将修械司改成奉天迫击炮厂（中国近代唯一专业制造迫击炮的工厂），任命李宜春为少将厂长，生产迫击炮和炮弹。
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李宜春向张学良提出制造载重汽车、“化兵为工”的建议，得到张的赞赏和支持。李宜春在迫击炮厂附设民生工厂，负责载重汽车的研发和生产。经过了两年多不懈努力，1931年5月31日，国产第一辆汽车——“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终于问世。为了庆祝第一辆国产汽车的问世，辽宁迫击炮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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